——对话制药巨头罗氏全球CEO胡沫博士

对话由头

徘徊在制造业低端的中国产业格局正在改变——如今，跨国药企不仅热衷于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且研发机构在不断升级。2015年10月29日，全球制药巨头罗氏（Roche）在上海宣布成立药品开发中心，这也是目前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的首个全功能临床药品开发中心。

过去，全球药品开发的核心能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从2002年诺和诺德率先在中国建立首个研发中心后，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诺和诺德、罗氏、阿斯利康、礼来、诺华、辉瑞等制药巨头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但是，这些研发中心都不是注重后期开发的全功能临床药品开发中心，如礼来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为早期化合物的合成；诺华研发中心则专注于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癌症研究。而此次罗氏药品开发中心的成立，不仅对罗氏意义非凡，即便对全球跨国药企来说，也是首次将药品临床开发全过程所需要的全套功能带到中国——完整的药品开发功能，包括从早期创新的探索设计开始，到高效率的后期临床开发，直至保证完成产品上市的注册申请。

有分析认为，在欧美，药物临床试验产业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面临着日益尴尬的处境——高额的临床试验支出，越来越艰难的受试者征募，制药巨头们日益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都导致作为上游环节的药物临床试验必须寻求在全球范围主要医疗市场的同步发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开展也日益频繁。而越来越多的欧美制药巨头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拥有庞大人口以及巨大医疗市场的中国。

作为全球制药巨头，罗氏的高层又是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借开发中心成立之机，本报记者对罗氏集团全球CEO胡沫博士进行了专访。

1“建开发中心不是掠夺本土人才，相反是在培养人才”

《新快报》：罗氏在中国的开发中心与在欧美开发中心是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所提到的“全功能”开发中心与之前其他跨国企业在华所设的开发中心有何区别？

胡沫：我们在全球还有其他四个中心，分别在瑞士巴塞尔（Basel）、英国卫尔温（Welwyn）、美国纳特利（Nutley）和帕洛阿托（PaloAlto），这些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开发中心，现在当然要加上中国这个中心。目前我们已有80多人加入中国的开发中心，明年要让这个数字翻一番。如果说这个开发中心能够达到100-120人，规模将和我们在美国的药品开发中心相当。

药品开发其实是多元化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职能交织在一起的。至今为止，跨国公司在中国比较成熟的功能是执行功能，在中国招募患者参与全球的开发工作。而整个药品开发的核心职能，比如说设计、生物统计、数据处理、不良反应的处理等方面，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是新的。

《新快报》：有媒体认为跨国企业把研发中心搬到中国，实际上是对本土研发人才的掠夺，您如何回应这一说法？

胡沫：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想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外国公司来到中国，然后打造、建设、发展开发中心，可以说是在帮助中国发展人才，发展中国人才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让中国能够在全球开展竞争。往往跨国企业来到中国也好，或到其他市场都是一样的，会带去很多先进的体系、非常好的一些做法，然后会聘请大量的当地人才，向他们传播大量的知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留这些好的人才。因此，罗氏也要做大量的工作，培养很好的人际关系，营造非常棒的人际关系，尽量留住我们这些好的人才。所以，我们最重视的工作就是，怎样培养员工和公司之间的互动，这是最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每年有20%的人才跳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承受的事。

2“有两个卖肉的总比一个卖肉的好，否则你买来买去都买不到好肉”

《新快报》：有人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会中国本土医药企业造成冲击，您如何看？

胡沫：我想应该是恰恰相反的。我们这样一个跨国企业设立药品开发中心，对本土的竞争对手应该是一个促进，只会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能力。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是非常相信一条，竞争永远都是好的，有了竞争以后，他们肯定也要想办法提高他们在药品研究开发这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个小村里，村里有两个卖肉的总比一个卖肉的好，否则你买来买去都买不到好肉。

《新快报》：您认为中国在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药品市场？中国今天对罗氏营业额的贡献率是多少？十年、二十年以后您对这方面的期望有多高？

胡沫：中国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药品市场呢？我不知道答案，对于这种排名游戏我也不会感到特别兴奋。如果你把整个中国的药物市场，包括仿制药都加进去，我觉得五年、十年以后就可以做到。但是，我关心的是创新、高质量的专利药品方面的市场。我想在这方面还要20年，中国才可以达到和美国相当的水平。但是在未来的十年，中国很可能就要进入到排名前三到五位。

我个人并不会去过多的关心中国总的销售额多少，但是我更加关心的是罗氏中国公司每一个产品做得怎么样，排名怎么样。目前，罗氏的很多产品在中国已经处于治疗领域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国今天非常重要，未来还会继续变得更加重要。

其实，在技术的水平方面我并不认为中国比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市场要落后，不存在落后的差距。至于市场规模什么时候可以上去，最主要是要人们买得起新药，这一方面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另外一方面是医药保险计划的形成。

但大家不要忘记，在美国多数药费并不是由患者个人掏腰包，它要么是由政府，要么是由私营保险部门来负责。我想，未来中国也将逐步形成这样一个体系，这也是有助于加快新药发展的。

3“保护好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新快报》：搞研发需要不断创新，更要有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请您谈一下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看法。

胡沫：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切入，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大力支持或者说非常积极地来监控侵权行为。我们的新产品在中国已经提交了申请，其中有些已经予以批准了。顺便说一下，我们上海的研究中心最近三年已经有33项专利完成了注册，都是源于中国的研究。

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从中国的生产中心，把一些药物销往海外地区，也就是说这个产品是达到我们国外生产同类药物完全同样的规格、完全同样的质量、完全同样的要求，从事生产工作的各个不同层次的人员，他们的技术和水平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是什么因素在驱动中国更加关注和更大力度地来保护知识产权呢？应该说是人们意识到了中国的科学不仅仅是医学方面，包括在别的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有很多全球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都是源于中国的学府和研究机构。保护好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好中国自身的知识产权对中国本身是具有好处的。

中国是2006年当中所有发展中国家专利最多的国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说明中国是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的，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不存在任何的问题，但是我想确实正在迈步前进。

4“他们一定要热爱中国，希望到中国来，为中国做事”

《新快报》：罗氏中国开发中心已招了80多名科研人员，以本土人才为主。请问，你们选择科研人员的标准是什么？

胡沫：开发中心的人才我们首先在中国上寻找。但是，在中国市场上找的精英标准，一定是国际水准。在中国市场上，有些专业技术人才是找不到的，因为目前在中国还是以仿制药为主，仿制药品开发的职能和创新药品开发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悬殊很大。有很多职能，比如说临床研究的设计、统计学、药品安全评估等领域，中国找不到相关人才，我们就不得不在国外把这些在国内没有的专业人才带进来。我们有一个人才配备的原则，只要能在中国找到的专业人才我就在国内找，中国找不到的，我们则在国外找。即使是在国外找，也要求会讲中文，以华裔居多。

比如说，我本人在国外很多年了，但实际上我们的根都是在中国的，这就是我选人才的条件。首先，专业一定要过硬，一定是代表国际水平，甚至是领先国际水平的。其次，要懂中文，可能不一定是中国大陆出生的，比如台湾、香港等地区都可以。他们一定要热爱中国，希望到中国来，为中国做事。要有这颗心与信念，才能舍弃在国外很好的条件或待遇回到中国来闯天下，这样的人才我才会带到中国来。因为，这些人才肩负着传递的职责，要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带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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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氏

罗氏（Roche）始创于1896年，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在制药和诊断领域是世界领先的以研发为基础，以创新驱动的健康事业公司之一。罗氏致力于两大核心业务——药品和诊断。是体外诊断领域、抗肿瘤药品和移植药品的全球领先者。罗氏集团的业务已遍布世界150多个国家。2006年罗氏集团的药品部销售额达333亿瑞士法郎，诊断部销售额为87亿瑞士法郎。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是全球十大制药企业之一的瑞士罗氏集团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创建于1994年，总投资为4500万美元。2006年罗氏制药在中国的销售额约为25亿元人民币。
胡沫博士（FranzB.Humer）：

罗氏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国籍:瑞士,奥地利出生日期:1946年7月1日职业经历:

1973-1981年:先灵葆雅公司先后任厄瓜多尔,英国及葡萄牙公司的总经理

1981-1995年:葛兰素公司南欧洲区域经理市场营销发展和产品注册总监

1995年起:罗氏集团罗氏巴塞尔总公司董事会成员兼处方药品部总裁

1996年:罗氏集团首席营运官1998年:罗氏集团首席执行官2001年至今：罗氏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